官家林学派双年展_2013 器·Huas空间 策展研究项目 “十日谈”之第二季_李勇个展【缓释-意义的空地】
与日常有关
倪昆
在阅读李勇的越来越倾向于形式化、风格化的艺术实践之前，一个关键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当前语境与形式化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被抽离后的艺术图像正远离惯常的被艺术教育清洗过的所谓‘艺术的定义’，这些‘艺术的定义’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艺术观的关于‘社会-艺术’的二元叙事体系，或者是西方艺术史在中国的片段性投射。社会主义艺术观所强调的艺术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在其镜像的艺术实践中，正沦为了披上‘观念艺术’外衣的政治正确的表态，而由西方艺术史发展出的艺术的定义也因为语境及讨论对象的差异，一直都存在着被架空悬置的可能。在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被挪用或重启的艺术形态它对于在地的文化生产是否具备建构性，而这也恰恰将回应艺术最深层的动机：来着文化的清理与重建。
李勇的艺术实践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刚好跨越了自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渐变，就这十几年的外部情况而言，2000年早期的以展览作为艺术主体的现场艺术运动，到艺术资本对于艺术的侵蚀，再到2008年之后因为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变化，都是大家共同经历面对的事实。提出这一点并不是想简单的把艺术家的实践与外部背景关联起来，而是提请大家在阅读艺术家的作品时，所需要随时留意的来自外部语境背景的注脚。
倪昆
在阅读李勇的越来越倾向于形式化、风格化的艺术实践之前，一个关键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当前语境与形式化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是被抽离后的艺术图像正远离惯常的被艺术教育清洗过的所谓‘艺术的定义’，这些‘艺术的定义’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艺术观的关于‘社会-艺术’的二元叙事体系，或者是西方艺术史在中国的片段性投射。社会主义艺术观所强调的艺术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在其镜像的艺术实践中，正沦为了披上‘观念艺术’外衣的政治正确的表态，而由西方艺术史发展出的艺术的定义也因为语境及讨论对象的差异，一直都存在着被架空悬置的可能。在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被挪用或重启的艺术形态它对于在地的文化生产是否具备建构性，而这也恰恰将回应艺术最深层的动机：来着文化的清理与重建。
李勇的艺术实践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刚好跨越了自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渐变，就这十几年的外部情况而言，2000年早期的以展览作为艺术主体的现场艺术运动，到艺术资本对于艺术的侵蚀，再到2008年之后因为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变化，都是大家共同经历面对的事实。提出这一点并不是想简单的把艺术家的实践与外部背景关联起来，而是提请大家在阅读艺术家的作品时，所需要随时留意的来自外部语境背景的注脚。
新的话题在于，如何看待出现在当前的艺术家的形式主义创作，一个重叠的时间点指向2008年，艺术家告别了之前的以艺术小组存在的艺术实践（重庆三人组，成员：李川，李勇，任前），重新回到了个人的创作体系。就变化而言，艺术家来自文学，诗歌，历史等方向的兴趣在艺术家的思维中持续发酵，诗意的情绪性的表达迥异于艺术家在‘三人组’时期的宏观性叙述，而艺术家早期的通过大量展览而获得的关于‘空间-作品’间的经验，也在此成为了新一轮的催化剂，但是话题依然存在于‘表达-观念’之间，选择的分歧在于是强调‘观念’还是强调‘形式’，而‘形式即观念’的这个标准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逻辑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是否存在文化重构的可能，都是关键的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外在的证据来自艺术家越来越明确的对于作品形式的强调，其基础逻辑正在于艺术家对于‘观念’的理解已跨越了‘观念的符号化’或‘符号化的观念’的桎梏，‘走向日常’是艺术家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而构成日常情景的细微和具体则成为了艺术家对话的新支点。也因此，艺术家当前的实践也可以看成为是一种‘新’的表达经验，是建立在‘视觉语言-审美-细节化的生活证据’的转换基础之上的一种视觉观念，它在呈现上强调艺术语言的独立性，以及作品及作品材料与现实逻辑的分离性，在观念上则强调被抽离过后的图像构成与现实语境间的并立对立，强调‘审美性-日常性’在概念上的统一，是关于细节的概念化呈现。就此而言，它确实已远离了我们所习惯阅读到的符号化的‘观念艺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为是一种个人化的作为知识生产的建设性实践。
2013年6月29日
2013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