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 ----Axel Stockburger（Austria）
倪昆与Axel访谈
倪昆：先谈一下你的艺术经历和教育背景吧。
A:我的艺术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妈妈曾经也是一位艺术家，从小她就带我去博物馆，而且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画画直到进了大学。
虽然对于绘画我知道的也不算多，但是我更想知道创作艺术的观念和哲学。所以从1993年起我去维也纳大学应用艺术学院跟随 Peter Weibel
教授学习新媒体艺术。因为在那个时期学校有很多影像编辑设备，而这些器材非常昂贵，艺术家是买不起的。1999年我在这所学校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去了伦敦，与一个叫D-Fuse的综合媒体团体共同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国际性的项目，而且在此期间我攻读伦敦艺术大学的实践博士学位。在2006年我得到学位后就回到维也纳艺术大学教书。同时我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实施了一些不同的项目。
倪昆：那你为什么选择媒体艺术作为你的艺术主题呢？
A:一个原因是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时遇到了一些媒体艺术家，我立马被他们的工作方式所吸引，比如他们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讨论他们的想法并共同实现他们的项目。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对新媒体和政治的讨论也很着迷。这些文章、想法和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像电脑或者互联网这些媒介对于艺术家的意义的问题。我想找到一个方式与之合作和创作相关的作品。其他的问题还有这些艺术作品的受众群以及在普通层面上媒体对于大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1998年我与一群艺术家租借了三年维也纳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来做一个艺术项目。所有人都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这里来放映，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不依赖画廊主和策展人的独立平台。这背后也有政治原因在里面，因为能够展示充满争议的作品和讨论是绝对不会在普通电视频道里播放的。通过这个项目我认识了许多不同的人。我们也教很多人数码影像编辑、摄影和声音的创作。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在媒体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难去运作一个公司因为为了维持运营我们不得不通过播放广告来赚钱。两年后因为财务问题成为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于是我决定离开者个项目去了伦敦。从中我得到的经验是如果你想保持一定层面上的的独立性，工作上的低开销和经济独立是非常有必要的。
倪昆：先谈一下你的艺术经历和教育背景吧。
A:我的艺术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妈妈曾经也是一位艺术家，从小她就带我去博物馆，而且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画画直到进了大学。
虽然对于绘画我知道的也不算多，但是我更想知道创作艺术的观念和哲学。所以从1993年起我去维也纳大学应用艺术学院跟随 Peter Weibel
教授学习新媒体艺术。因为在那个时期学校有很多影像编辑设备，而这些器材非常昂贵，艺术家是买不起的。1999年我在这所学校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去了伦敦，与一个叫D-Fuse的综合媒体团体共同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国际性的项目，而且在此期间我攻读伦敦艺术大学的实践博士学位。在2006年我得到学位后就回到维也纳艺术大学教书。同时我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实施了一些不同的项目。
倪昆：那你为什么选择媒体艺术作为你的艺术主题呢？
A:一个原因是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时遇到了一些媒体艺术家，我立马被他们的工作方式所吸引，比如他们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讨论他们的想法并共同实现他们的项目。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对新媒体和政治的讨论也很着迷。这些文章、想法和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像电脑或者互联网这些媒介对于艺术家的意义的问题。我想找到一个方式与之合作和创作相关的作品。其他的问题还有这些艺术作品的受众群以及在普通层面上媒体对于大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1998年我与一群艺术家租借了三年维也纳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来做一个艺术项目。所有人都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这里来放映，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不依赖画廊主和策展人的独立平台。这背后也有政治原因在里面，因为能够展示充满争议的作品和讨论是绝对不会在普通电视频道里播放的。通过这个项目我认识了许多不同的人。我们也教很多人数码影像编辑、摄影和声音的创作。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在媒体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难去运作一个公司因为为了维持运营我们不得不通过播放广告来赚钱。两年后因为财务问题成为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于是我决定离开者个项目去了伦敦。从中我得到的经验是如果你想保持一定层面上的的独立性，工作上的低开销和经济独立是非常有必要的。
倪昆：我们之前也跟 D-Fuse 合作过，能谈一下你在这个组织的工作吗？我知道它们主要关注全球化、环保这样一些大的主题，我也知道你们在上海做过一个片子。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组织对你有什么影响以及关于上海的这个影像的更多细节。
A: 影像“Brilliant City”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因为那个时期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而我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电脑游戏的空间性问题。当时在上海有个驻留项目，我们住在一所高楼上，我发现从楼顶俯瞰这座城市的发展非常有意思。这个作品的观念来自电脑游戏《模拟城市》，玩家可以有俯瞰纵观城市一切的角度。上海这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这个游戏很相似─城市规划的判断─与居民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决定以这款游戏的风格来拍摄影片，这也是我们在影片中运用“扫描运动”的原因。我觉得 D-Fuse所关注的，像全球化、生态等问题也是我的关注重点，但是我跟他们的工作方式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总体来说， D-Fuse是一只脚涉及设计，另一只脚涉及艺术，也就是说他们使用非常漂亮的图像，而且想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当进入 D-Fuse工作时，我的背景是更偏重艺术观念的，我对除了只为画廊工作以外，试图吸引更广的观众的做法也很有兴趣，这更像一种流行方式。但是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是更加观念化和复杂化的，而且我发现用色彩绚烂、富有感染力的有些接近广告视觉的方式来传播这些观念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吸引了很多观众，很多主题是我很关注的，这个我稍后再说，但是我在与他们工作的时候感到很迷茫，所以我不得不回到更加独立的方式来工作。但是，我跟他们依旧是朋友，而且还一起做了很多项目。比如，2００6年他们邀请我在印度尼西亚共同做了一个项目。所以有时我们随着彼此的节奏来工作，而且合作的很愉快。
倪昆：所以你现在是以更加独立的方式在工作吗？
A:是的。
A: 影像“Brilliant City”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因为那个时期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而我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电脑游戏的空间性问题。当时在上海有个驻留项目，我们住在一所高楼上，我发现从楼顶俯瞰这座城市的发展非常有意思。这个作品的观念来自电脑游戏《模拟城市》，玩家可以有俯瞰纵观城市一切的角度。上海这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这个游戏很相似─城市规划的判断─与居民毫无关系。所以我们决定以这款游戏的风格来拍摄影片，这也是我们在影片中运用“扫描运动”的原因。我觉得 D-Fuse所关注的，像全球化、生态等问题也是我的关注重点，但是我跟他们的工作方式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总体来说， D-Fuse是一只脚涉及设计，另一只脚涉及艺术，也就是说他们使用非常漂亮的图像，而且想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当进入 D-Fuse工作时，我的背景是更偏重艺术观念的，我对除了只为画廊工作以外，试图吸引更广的观众的做法也很有兴趣，这更像一种流行方式。但是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是更加观念化和复杂化的，而且我发现用色彩绚烂、富有感染力的有些接近广告视觉的方式来传播这些观念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他们做的很好，吸引了很多观众，很多主题是我很关注的，这个我稍后再说，但是我在与他们工作的时候感到很迷茫，所以我不得不回到更加独立的方式来工作。但是，我跟他们依旧是朋友，而且还一起做了很多项目。比如，2００6年他们邀请我在印度尼西亚共同做了一个项目。所以有时我们随着彼此的节奏来工作，而且合作的很愉快。
倪昆：所以你现在是以更加独立的方式在工作吗？
A:是的。
倪昆：关于你的影像作品，你是与其他艺术家合作还是自己单独完成？
A:根据不同种类的项目来。有时我会跟别人合作，比如，这次在器Haus空间展览的作品“精神分析”就必须要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我在影片中穿着一身熊猫戏服进行表演，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拍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自己独立工作，因为这样我可以更快，更有独立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完成，我就不会付钱邀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我。我意识到我不能学习所有的东西，也不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的工作与媒体有关，那就意味着你很难跟上技术的变革。有时最好是专注于你最擅长的事情并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果很诚实的说，我还是很喜欢合作的方式，但是有时我发现很困难，因为当我非常渴望实现我的观点时，经常是努力的说服别的艺术家用我的方式来合作。
倪昆：我知道现在你跟一群动漫真人秀的团体一起合作,cosplay跟电脑游戏有关，而且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所以我想听下你对此的观点。
A:我现在的兴趣点是在研究流行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我的许多早期的作品都跟电脑游戏有关，但是不是讲游戏本身，而是关联于玩家。我觉得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关于人们对一些事情有怎样的反应。所以我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玩家的肖像，并且我很关注游戏对于玩家的意义。 现在我对动漫真人秀的关注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实践。我认识到它更多涉及的是全球文化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动画电影公司通过人们的传播而遍布全球。动漫真人秀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然后随着电影文化遍布全球。现在中国、泰国、韩国、美国、欧洲，甚至非洲的一些地区都出现了动漫真人秀。这些可能都是居于网络的传播交流。虽然人们不能分享他们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可以很快的认出cosplay中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全球文化语言。Cosplay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它完美的呈现了文化的社会方面是如何以模仿或者获取然后通过细微的变化变成所有物为基础的。这就是语言─与一个允许变化的象征性的命令或链接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娱乐界Cosplay也展示了一个群体是如何跨越社会、民族和语言的界限，通过一些符号来识别身份的。我相信这将会是未来的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创造跨国界的共同的标识来认可一个扩散的群体,Hardt与Negri称之为“大众”从而集合支持共同的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说，这在动漫真人秀的文化中已经发生了。
倪昆：你已经对动漫真人秀地项目作了很多研究，收集了很多材料来创作。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的项目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
A:可能在中间阶段了，因为到现在我已经完成第一个系列的资料收集和完成了一个影片。但是我在做完这些时我意识到我遗失了很多重要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完成第一次拍摄后的5个月我又回来收集更多的材料。一开始我是以远观的角度，现在我想更靠近一步来关注过程。也就是说我想展示变化的过程─人们如何参与这个项目，展示更多通常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作品是关于文化通过媒体系统的便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译。我在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不会中文。我不能马上进入这个语境，所以我需要翻译的帮助，当然一些错误和误解也随之产生。但是我想有时候误解也能产生艺术。有时一个偶然的因素能创造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引向一些新的问题。这个研究可以说是“螺旋形”的，意思是这个过程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些岔路或者后退，但是一直有一根主线在前进，有些像河流或者蛇的姿态。项目是去年在成都开展的，后来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在重庆的朋友知道有一个非常棒的动漫真人秀团体，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重庆的原因。我也看了中国艺术家曹斐的作品，她的作品也是跟cosplay有关，但是我跟她的作品是不一样的视角。
倪昆：我也看过她的作品，我觉得两者的作品很不一样，曹斐的作品关注cosplay在中国的境遇，以及玩游戏的孩子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的作品是以全球化视角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期待你完成后的作品。那我想继续谈一下你在这里展览的作品，这个作品你把访谈和表演的影像结合在一起，这种作品的风格在中国还不是很常见。在你的其他作品中你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吗？
A: 是的，我以前也用过这种方法。我觉得艺术可以由很多种语言结合。而且有时访谈是一个很好的呈现想法的途径。所以一定程度上说，一个正式的类似于纪录片的访谈和一个行为表演的结合很好笑，甚至有点傻。把这些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作品里有些奇怪。我们也把这个熊猫行为影像给一位叫做霍大同的教授看，并询问他的观点。对我来说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想他们属于彼此，但是有是反方向的。一个更像是孩童的游戏，另外一个好像很重要和科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在阐释同一个主题─中国大众的情感。我也相信这种把“严肃”和“不严肃”的影像放在一起的结果是可能会打开更多的问题.我想再谈一下熊猫。当我来到中国时我最大的困难是觉得非常的无助，像是失去了一只胳膊或腿，因为我不会说中国话。我感觉被隔离了，非常无知和无力。唯一可以做出的反应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动物。所以我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了，但是却多了人们的同情和关心。我让一些人教我说一些话来提高我表演一个“抑郁的”熊猫的水平。我真得很努力的学了三个星期，每天都在联系这些句子。很多人听懂了我的中国话，其他一些没有听懂的也能通过我的肢体语言感受到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我来说不能说中国话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我的很多作品都与讲话与语言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通过人们都知道的一些东西来与他们建立联系。每个人都知道熊猫，因为它已经广泛的运用到艺术（赵半狄）、电影、电视和广告中。我的熊猫很像一个伤心、痛苦的人，而且这个细小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试图让我快乐起来，甚至有些人有点生气，他们说，噢，不要伤心，你不应该伤心，这件事发生在街上。但是当我进入一个正在举行运动会的很大的体育场时，影响力更大了。几乎所有的观众想要改变我的举动，让我变回一个“快乐的熊猫”。所以，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实验，来发现在不懂得一种语言时，通过一些特殊符号进行交流的可能。
翻译：陈一中，李小溪
A:根据不同种类的项目来。有时我会跟别人合作，比如，这次在器Haus空间展览的作品“精神分析”就必须要采取合作的方式，因为我在影片中穿着一身熊猫戏服进行表演，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人来拍摄。大部分时间我试图自己独立工作，因为这样我可以更快，更有独立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完成，我就不会付钱邀请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我。我意识到我不能学习所有的东西，也不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的工作与媒体有关，那就意味着你很难跟上技术的变革。有时最好是专注于你最擅长的事情并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果很诚实的说，我还是很喜欢合作的方式，但是有时我发现很困难，因为当我非常渴望实现我的观点时，经常是努力的说服别的艺术家用我的方式来合作。
倪昆：我知道现在你跟一群动漫真人秀的团体一起合作,cosplay跟电脑游戏有关，而且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所以我想听下你对此的观点。
A:我现在的兴趣点是在研究流行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我的许多早期的作品都跟电脑游戏有关，但是不是讲游戏本身，而是关联于玩家。我觉得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关于人们对一些事情有怎样的反应。所以我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玩家的肖像，并且我很关注游戏对于玩家的意义。 现在我对动漫真人秀的关注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实践。我认识到它更多涉及的是全球文化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动画电影公司通过人们的传播而遍布全球。动漫真人秀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然后随着电影文化遍布全球。现在中国、泰国、韩国、美国、欧洲，甚至非洲的一些地区都出现了动漫真人秀。这些可能都是居于网络的传播交流。虽然人们不能分享他们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可以很快的认出cosplay中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全球文化语言。Cosplay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点是它完美的呈现了文化的社会方面是如何以模仿或者获取然后通过细微的变化变成所有物为基础的。这就是语言─与一个允许变化的象征性的命令或链接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娱乐界Cosplay也展示了一个群体是如何跨越社会、民族和语言的界限，通过一些符号来识别身份的。我相信这将会是未来的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我们如何创造跨国界的共同的标识来认可一个扩散的群体,Hardt与Negri称之为“大众”从而集合支持共同的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说，这在动漫真人秀的文化中已经发生了。
倪昆：你已经对动漫真人秀地项目作了很多研究，收集了很多材料来创作。那我想知道你现在的项目进行到哪一个阶段了？
A:可能在中间阶段了，因为到现在我已经完成第一个系列的资料收集和完成了一个影片。但是我在做完这些时我意识到我遗失了很多重要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完成第一次拍摄后的5个月我又回来收集更多的材料。一开始我是以远观的角度，现在我想更靠近一步来关注过程。也就是说我想展示变化的过程─人们如何参与这个项目，展示更多通常所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作品是关于文化通过媒体系统的便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译。我在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不会中文。我不能马上进入这个语境，所以我需要翻译的帮助，当然一些错误和误解也随之产生。但是我想有时候误解也能产生艺术。有时一个偶然的因素能创造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引向一些新的问题。这个研究可以说是“螺旋形”的，意思是这个过程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些岔路或者后退，但是一直有一根主线在前进，有些像河流或者蛇的姿态。项目是去年在成都开展的，后来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在重庆的朋友知道有一个非常棒的动漫真人秀团体，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重庆的原因。我也看了中国艺术家曹斐的作品，她的作品也是跟cosplay有关，但是我跟她的作品是不一样的视角。
倪昆：我也看过她的作品，我觉得两者的作品很不一样，曹斐的作品关注cosplay在中国的境遇，以及玩游戏的孩子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你的作品是以全球化视角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期待你完成后的作品。那我想继续谈一下你在这里展览的作品，这个作品你把访谈和表演的影像结合在一起，这种作品的风格在中国还不是很常见。在你的其他作品中你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吗？
A: 是的，我以前也用过这种方法。我觉得艺术可以由很多种语言结合。而且有时访谈是一个很好的呈现想法的途径。所以一定程度上说，一个正式的类似于纪录片的访谈和一个行为表演的结合很好笑，甚至有点傻。把这些不同的东西放在一个作品里有些奇怪。我们也把这个熊猫行为影像给一位叫做霍大同的教授看，并询问他的观点。对我来说着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想他们属于彼此，但是有是反方向的。一个更像是孩童的游戏，另外一个好像很重要和科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在阐释同一个主题─中国大众的情感。我也相信这种把“严肃”和“不严肃”的影像放在一起的结果是可能会打开更多的问题.我想再谈一下熊猫。当我来到中国时我最大的困难是觉得非常的无助，像是失去了一只胳膊或腿，因为我不会说中国话。我感觉被隔离了，非常无知和无力。唯一可以做出的反应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动物。所以我不再是一个外国人了，但是却多了人们的同情和关心。我让一些人教我说一些话来提高我表演一个“抑郁的”熊猫的水平。我真得很努力的学了三个星期，每天都在联系这些句子。很多人听懂了我的中国话，其他一些没有听懂的也能通过我的肢体语言感受到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我来说不能说中国话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我的很多作品都与讲话与语言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通过人们都知道的一些东西来与他们建立联系。每个人都知道熊猫，因为它已经广泛的运用到艺术（赵半狄）、电影、电视和广告中。我的熊猫很像一个伤心、痛苦的人，而且这个细小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试图让我快乐起来，甚至有些人有点生气，他们说，噢，不要伤心，你不应该伤心，这件事发生在街上。但是当我进入一个正在举行运动会的很大的体育场时，影响力更大了。几乎所有的观众想要改变我的举动，让我变回一个“快乐的熊猫”。所以，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实验，来发现在不懂得一种语言时，通过一些特殊符号进行交流的可能。
翻译：陈一中，李小溪
